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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之中,绘画依然是美丽的——犹太女画家弗利德的故事

丁林

  由于偶然机缘,听到一个犹太女孩汉娜的故事,她被纳粹谋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最近发掘出这段历史细节的是个日本女子。所以,接到东京朋友电话,不由地在电话里讲了这个故事。讲到汉娜和其他犹太儿童,曾被囚禁在捷克著名的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那里,一个同是囚徒的女艺术家,曾冒着风险教孩子们画画,因而汉娜还留下了四张画作。没料想,朋友在电话那端激动起来,说,我知道那个画家,我在东京看过以她为主题的展览,她还是从包豪斯出来的呢。

  查了各自的资料,确信我们在讲着同一个人。我也查到,朋友在东京看过的是一个流动国际展,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女画家一流的艺术才华,默默坚守的工作和人生,在她死去六十年之后,在世界各地重新引起了人们的认识和反省,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Friedl Dicker-Brandeis)。

  一

  她生命的开端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十分普通的犹太人家庭。她出生在一八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她后来用的名字,弗利德,原先只是母亲给她的昵称,而母亲在她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她由父亲带大,父亲一生辛勤工作,是文具店的助理。他最经常看到、也是喜欢看到的图景,就是小小的女儿弗利德,完全迷失在自己用色彩和纸张构筑起来的世界里。她从小就迷画画。

  作为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她没有含着银勺子来到这个世界。可在她成长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她的家乡却处在黄金时期。当时的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在那里,一个普通孩子如弗利德,可以尽情享受视觉愉悦,心智健康,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公园、咖啡馆里常常在举行音乐会和诗歌朗诵。她不用买门票,就可以整日流连在艺术历史博物馆,和名家对视。她也可以久久地坐在书店,从那些昂贵的艺术书籍上,把自己喜爱的大师作品,临摹在小本子上,不会受到干涉。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祥和优雅、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给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亲眼目睹了在正常的环境气候下,一个花园可以如何地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自己就是一个印证——弗利德就是这片花园里孕育出来的一个蓓蕾。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弗利德十六岁。幸运的是,她能够避开战火,按照正常轨迹入学,经历了第一次正规的艺术训练。她选择了摄影专业。在那个年代,女孩子选择这个专业的,还非常罕见。两年中,她师从摄影大师Johannes Beckmann,训练着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的艺术眼光。弗利德看到,艺术在表现着人的感情,似乎也在描述着人的状态,可是她已经明白,人和人生,是远为复杂的存在。尽管摄影是艺术中最为“写实”的一个门类,可是经过提炼、提纯、以及定格的场景,再普通的一瞬,还是带着强化和浓缩的意味。她写道,“摄影是在捕捉一个瞬间……可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他和自己的关系,却是无法用一个短暂的时刻来表达的。”

  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习惯,使弗利德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艺术气质没有在一开始就发酵成泛泛的激情。她的思考习惯,还来自于性格中和事实上的早年独立。十六岁那年,弗利德和继母相处不好,开始离家独自生活,在学校边读书边打工。

  将近一百年前的艺术教育,已经开始了前卫改革和深入探究。而弗利德生逢其时,从学生到自己成为教师,全过程地体验和参与了这个过程。现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会把文学和艺术,看作是面层的浮华。其实,只要是大家,那么,他呈现的表面绚丽之下,必有深不见底的思想根基。历史学家在摸索的,多是粗大的社会走向之脉络;文学艺术在细细解剖的,却是人们在不由自主中刻意藏匿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理解前者必不可少的依托;前者又是后者无可离弃的基本背景。

  一九一五年,十七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 Cizek的学生(在Cizek的C和z上面,都有~的符号——给编辑的注)。他所注重的艺术教育改革,是发展未经雕琢伪饰的艺术活动。他相信,任何一级水平的学生,哪怕是个孩子,他的绘画的依据,都应该不仅是他的学习,还必须是循自己内心之脉动。和弗洛伊德合拍,他开掘学生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内心世界。在Cizek看来,绘画只是一种表现内心的形式。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宣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

  Cizek的艺术教学改革,给了弗利德巨大的影响。当然,弗利德自己独立反叛、自由散漫的个性,富于创造力和究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也非常适合于接受当时艺术哲学领域的新兴探索,她的朋友回忆说,弗利德剪着短短的头发,天天都是那件不变的灰色外套,晚上常常逃课,去剧院或是去音乐厅看演出。

  战争在进行,时局也在变化,昔日的天堂维也纳,已经挤满了潮水般涌来的战争难民。基本的食品开始短缺。很难想像,就在这艰难时期,瑞士画家Johannes Itten,在维也纳开设了他自己的艺术学校。并且,他本人也在艺术界形成一股新的旋风。随着弗利德转入Itten的学校学习,她也就深入一步,从Cizek“未经雕琢的自我认识”,进入了一个有着神秘法则的世界。在那里,生命和艺术不可分割地纠合在一起。而她熟悉的“内心脉动”之说,只是走向理解这个世界的第一步。

  在Itten那里,弗利德了解到,艺术只是字句、声音、形式、色彩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艺术是以它独特的方式,使得这个地球和谐。她发现,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很难被简单描述。基本的骨架构成了形体,而精神在形体之中被囚禁。艺术家必须打开、拆散和研究这些形体,除去不必要的部分,重新组合,而精神在艺术重建中释放。弗利德还发现,她自己是那么适合这样的一种氛围,在她的艺术朋友圈子里,在她的艺术作品之中,她自然的冲动能够如此完美地表达出来。

  那是一条与战争并行的线索。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在为巨大的利益,以“祖国需要你”的爱国名义,拖着一个个国家的青壮年,打得你死我活。这场战争几乎牺牲了欧洲整整一代年轻人。而在面包和面粉都紧缺的维也纳,在可能的任何缝隙中,音乐艺术的传承在继续,看似了无意义的精神摸索和探求,在坚持发生。这样的情况,不仅对于年轻的弗利德,对于这个世界,都只是一个现象和事实,而不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师从Itten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二十一岁的弗利德被带进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大概没有一个建筑或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是不知道包豪斯的。包豪斯只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它是开创现代建筑的四位大师之一,格鲁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德国魏玛创办的。那是一九一九年,战争刚刚结束。

  包豪斯的目标,按照格鲁皮乌斯的说法,是“给青年建筑师的一个信息”。学校开办不久,Itten就收到格鲁皮乌斯的邀请,带着几个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一起加入。他还是当教师,带去的学生就成了包豪斯的学生,在他们中间,就有弗利德。

  具体地说,包豪斯是要打破美术和手工艺之间的藩篱,也要把建筑和手工艺结合在一起。它既要学生有抽象思维和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它又强调学生有功能实现的能力,甚至动手制作各类产品的能力。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艺术眼光的设计师,成为随之而来的现代建筑、手工艺设计和工业设计的中坚力量。

  几年以后,在格鲁皮乌斯对弗利德的评价中写道,“从一九一九年六月到一九二三年九月,迪克小姐在包豪斯学习,她以其罕见的、非凡的艺术天赋,表现杰出。她的作品始终是引人瞩目的。她的天赋中多方面的特质,结合难以置信的能量,使她成为最好的学生之一。还在第一年,她就已经开始担任教师,指导新生。作为包豪斯的创办人和前院长,我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迪克小姐成功的过程。”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鱼得水。在魏玛,包豪斯的老师和学生组成像艺术村的小社群,住在一起。这是艺术家们非常经典的生活方式。弗利德酷爱音乐和戏剧。包豪斯有着整套整套的艺术节活动。弗利德积极参与设计海报和演出。但她还是把主要的精力扎进学习和创作。她喜欢这里的新型课程,它们支撑着她内心的演进,也支撑着实践和艺术之间的连接。她充分利用学校的条件,甚至学习使用印刷机、金属加工机械,以及能够控制的快速编织机,等等。她和同学安妮一起制作的书籍装订机,作为学校的成就,还被记载在今天的《包豪斯历史》中。

  包豪斯是如此耳目一新。对许多学生来说,包豪斯风格又会成为一种负担。就是Itten的教学,也会成为一种难以超越的影响。后来的人评价说,弗利德大概是很罕见的,能够消化了包豪斯,又真正从包豪斯“走出去”,重新认识自己、确立自己艺术个性的“包豪斯人”。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年轻的弗利德,也以痛苦的方式,完成了从女孩向女人的转变。

  故事的起端,还是在去包豪斯之前。刚满二十岁、才华横溢的漂亮女孩弗利德,有着几个追求者。今天人们还找到一些歌曲,是爱上了弗利德的青年音乐家特地为她而创作的,其中一首题为“我一半的生命”。可是,他们都没能得到回应。弗利德的初恋非常单纯。她只是和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双双堕入爱河。那就是一年之后和她一起去包豪斯的弗朗兹·辛格(Flanz Singer)。

  他们一起在包豪斯度过了两年愉快的学习生活,一起在课余参与戏剧活动。当时在魏玛,有一些当地艺术家也参与包豪斯的种种活动,他们组成团体,称为“包豪斯之友”。一九二一年,弗利德和辛格又一起参与组织了一场歌剧,弗利德还为演出设计了海报。一个名叫艾咪的女歌手在歌剧中担任演唱,她改变了弗利德的一生。

  一夜激情演出,弗利德的恋人弗朗兹,爱上女歌手。不久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弗利德给老朋友安妮的信中说,“关键是要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被无尽头的、绝对的孤独所压倒。愿上帝帮助我度过这段人生。”

  此后在人们的印象中,弗利德没有太大变化,还是那个风趣、富于热情、不停地冒出新想法的女孩。可是,在这样的外表之下,躲藏着另一个弗利德:她变得过度敏感,忧郁,孤独。她在包豪斯的后期作品,风格明显出现变化。她当时的一组作品“黑暗”,表现着自己的恶梦。只有最亲密的朋友看到她的内心,她写道,“我经常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可怕的洪水推动的游泳者……在瞬间,我把头抬出水面……我想要对另一个在游泳的人哭喊出来。幸运的是,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打算,就连一分钟之后的计划都没有。”然而,她的生活突变,却还不是混乱的终结。

  婚后的弗朗兹和妻子有了一个孩子“比比”。一家三口过着,他却又回到弗利德身边,成为她的情人。对弗利德来说,她只有过这样一次起于二十岁的单纯初恋,这是从来没有中断的感情。如今回来的,还是她深爱着的同一个人,却已经是别人的丈夫。她无力推开弗朗兹,无力理清自己,更无力摆脱这样的困境。

  一九二三年,他们已经离开包豪斯,开始自己的事业。几经周折,他们从德国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建立了“辛格-迪克工作室”。弗朗兹.辛格是个素质极佳的青年建筑师,两个人在艺术才能上不相上下。在学生时代,他们就习惯了配合默契,如今,作为成熟的设计师,合作得更加顺手,大量优秀设计,不断地从这个工作室出来。他们在包豪斯风格中揉入维也纳风情,从建筑到家具、到手工业产品的设计都有,工作室的事业十分兴旺。

  这就是格鲁皮乌斯说的,他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她成功的那段过程。他们在事业上的合作看上去珠联璧合,可是,两人之间复杂的私人关系,却令弗利德越来越困惑。因此,他们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弗利德的朋友都记得,她是多么地喜欢孩子。当包豪斯的学生在艺术节设立摊位、卖手工艺作品时,弗利德卖的是自己做的玩偶,她的摊位永远挤满了孩子。她一直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她几次怀孕,最后,却都顺着弗朗兹的意思去堕胎了。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差不多有七八年。而弗利德终于在多年挣扎之后,孕育了自己破茧而出的能力。一段起于二十岁的单纯相爱,终于在扭曲下断裂,她主动离开,在维也纳的十九区租了自己的创作室,远离弗朗兹和过去的痛苦记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一九三一年,三十三岁的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的邀请,得到一份向幼儿教师们教授艺术课程的工作。对弗利德来说,创作的成功,并非是她寻求的艺术生涯的全部,这是她内心真正企盼多年的机会。弗利德是一个画家,她更是一个思索中的画家。对她来说,探索艺术发生和生长的哲学,是她艺术实践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师们留下的痕迹。

  她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进一步推进了她从Itten那里学到的艺术教育。

  Itten是一个天才的艺术教育者,可他自己并非一流画家,弗利德恰恰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她的教授过程,全都用最出色的、鲜活的示范和作品来表达。这工作简直就是为她的理想而量身打造的——她的教学对象是幼儿教师,她不是在教学生画画,而是在教授艺术老师,让他们理解如何给孩子们作艺术启蒙。那是一个她等候已久的挑战。教学在逼着她进一步地思索心理、哲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她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乐不思蜀。她的学生们回忆说,没有人能够如此启迪他们对艺术的理解力。她教给学生的,是体会艺术如何萌芽,如何像一根竹子一般,先是冒出笋尖,然后,它生长、生长,终于,缓缓地展开它的第一片纯净的绿叶。

  可是,这样平静愉悦的教学生涯并不长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他领导的纳粹,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丝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哪怕那是艺术领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封闭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奥地利的右翼应声而起,在维也纳起来暴乱。虽然“辛格-迪克工作室”已经不复存在,可是他们当年设计的作品被大量捣毁,设计的建筑被拆除,其中包括在一九二八年建成的维也纳网球俱乐部,以及刚刚建成的Heriot女伯爵的客舍。

  天性自由的弗利德无法容忍对艺术自由的扼杀,也无法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三十六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奥地利纳粹起来的时候,试图加入反法西斯的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参加了奥地利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她设计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海报。这些海报还有着明显的包豪斯风格,并且用词激烈。在一张混杂着希特勒,纳粹军人和混乱的画面中,中间有个哭泣的婴儿,在上面有这样的诗句:

  这就是你看到的世界,孩子

  这世界是你投生的地方

  ……

  假如你不喜欢这个世界,

  那你就必须改变它

  在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每天都在这样的选择中挣扎: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对当时的弗利德来说,她认为逃离是羞耻的。弗利德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可是有一天,她的工作室遭到搜查,搜出了一些假护照。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了沉默。最后,法庭没有给她定罪,她被立即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

  这段经历和她的感受,在她后来的绘画“审讯”中,被记录下来。

  弗利德的出走,是一次典型的政治逃亡。可是,来到布拉格,在内心深处,她却似乎对前一时期短暂的激昂,划了一个休止。

  在奥地利法西斯猖獗的刺激下,热爱自由的她如本能一般地起来抗争,其代价是她偏离了自己原本的心理轨道。这场刺激的最高点,就是她在监狱的经历。

  如今,她来到一九三四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国家,犹太人在国会拥有议席,对各国的政治难民张开它的双臂。弗利德在布拉格突然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宁静。单纯的艺术创造的冲动,深层的艺术哲学的探索,艺术教育与心灵塑造和释放关系的研究,这所有的一切,构筑了她的世界,这也是人类探索本能的一个部分。她似乎感到,假如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存在本身都会存疑。虽然她知道危机没有消失,她依然参加一些讨论,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甚至有很大危险的工作。但是,她的激昂已经不复存在。三十六岁的弗利德,在疑惑中试图认清自己。

  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的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纳粹在毁坏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觉的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坚持属于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质和追求,是她的个人抗争最核心的部分。对她来说,假如放弃了这一切,纳粹就已经成功。

  在绘画的同时,她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已经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那是她的专业。她以前一个学生、也是幼儿教师,不久加入了她的工作。后来,弗利德为孩子们的作品举办了展览。她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她让人们看到,那不仅仅是一些美丽的图画,同时还呈现了孩子们的内心。

  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希尔德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对弗利德说,我能和您谈谈吗?弗利德说,可以啊。就请她在自己对面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问,你要谈什么啊?孩子说,我就这么坐坐行吗?孩子其实就是想靠近她,和她待在一起。她的精神家园挤进了一群孩子,他们共同在创造和建设这个家园。

  同时,她让自己也回到原来的建筑和工艺设计的轨道。她和维也纳设计领域的朋友们联系上,又开始新的合作,不仅设计纺织品,还参与公寓翻新的建筑设计。她和住在维也纳的父亲也联系上了,因此得知,自己的姨妈,和她最小的儿子巴维尔·布朗德斯(Pavel Brandeis),一起住在布拉格。这时的弗利德,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亲情的抚慰。她喜出望外,通过布拉格的犹太人中心找到了他们的地址。这个偶然的相会,为她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阶段。她和巴维尔相爱了。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八岁的弗利德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多年孤独的长途跋涉之后,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暖暖灯光,朦朦的窗帘后面,有了一份单纯的感情和期待。弗利德在青春时期为爱情燃烧的挚烈热情,突然又回来了。但是,她已经无法得到自己长久梦想的孩子。她婚后有过一次怀孕,但是流产了。她失去了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无疑,她是幸福的。却偏偏是在一个残酷的年代。每一个如弗利德这样热爱自由的人,都仍然会有不断的、类似的内心挣扎。是不是应该扔下一切去投入直接的战斗,是不是还继续有权利寻求自己的个人幸福?是不是还可以坚守自我?是不是还能因循自己的本能,继续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些问题从她刚刚踏上布拉格的土地,就已经出现。她甚至和心理专家的朋友探讨过。朋友告诉她,她时时在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那并不是一个罪恶。

  最终,她只能顺着自己的本性和直觉去做。当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她周围的朋友都在准备去参加战斗,她也想过要去,可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陪伴她的丈夫,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并非只有弗利德凭着自己的本能,理解自由的艺术思维对人类进步的意义。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有两个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一个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画廊,展览名为“德国艺术的伟大展出”。另一个画展的展出场地在仓库,主题是“堕落艺术展”。通过这样“黑画”的具体展出,希特勒试图让民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思维,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所容忍。在“黑画展”开幕的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第一个展厅的画家已经被人们忘记,而那个“黑画展”的作者,包括Otto Dix,Ernst Ludwig,Oskar Schlemmer,George Grosz,Ernst Barlach,德国印象派画家,和一些德国的犹太人画家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今天被人们记住和重新认识。

  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国占领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站在了纳粹一边。一九三八年九月,德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签定的“慕尼黑协议”,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领土。六个月内,大部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已经在纳粹的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纳粹在欧洲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国纳粹在一个夜晚,广泛地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拥有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这是历史上有名的玻璃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被尽数砸光。弗利德所有的朋友都在作进一步逃亡的准备,周围是一片惊慌的气氛。不论是已经逃离,还是在准备逃离,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

  可是,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恶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辛格已经逃亡伦敦,来信希望她也去伦敦;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而她手里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了。就像当初没有去西班牙战斗,现在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深爱着的丈夫留在一起。她坚守的是自己的一个世界。她没有清晰高扬的目标,只是顺从自己已经成为本能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形成,是她这些年一步步曲折来路的结果。

  艺术本身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探索。弗利德作为艺术家,常常在寻求一张作品、或是一个设计最响亮的定格,但是,她一开始就知道,生活是远为复杂的,她难以高调。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如何面对他人、面对自己,是弗利德内心永远无法挣脱的困境,她一生都在对自己发出疑问。

  这一年,一九三八年三月,她这样写道,“我的艺术生涯曾将我一千次地从死亡中挽救出来。通过勤勉实践的绘画,我才补偿了自己不知来源的罪恶。”这种感觉是弗利德一生的主要基调。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个个国家在德军入侵下陷落——丹麦,挪威,法国,比利时,荷兰。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随着纳粹侵略的脚步,遍及整个欧洲。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开始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Hronov),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她尽一切努力继续她原有的生活轨迹。他们一开始都在那里的纺织公司工作,弗利德重新开始纺织品的设计。在给朋友的信中,她开始有关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讨论。她还不停地画画。在信中,她描述着自己在绘画上的变化:“我不想再作寓言式的表达,我只想描述世界原本的模样。既不是时髦的,也不是过时的。”

  访问过她的朋友都记得,她能把任何细小的事情都变得很快乐。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弗利德。一九四○年,住在伦敦的美术中介人Paul Wengraf,提出要展出弗利德的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八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幕,展出了她的风景、静物和花卉,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出席。

  随着德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逐步占领,情况在恶化,针对犹太人的法规越来越苛严。一九三九年,弗利德和巴维尔失去了在纺织设计所的工作。一九四○年,他们进一步转移到罗诺弗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在包豪斯习惯于动手制作的弗利德,开始鼓励巴维尔学一门木匠手艺,来应付不可知的未来。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他们又被迫几次搬家。犹太人已经不准养狗,上街必须配戴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不准坐有轨电车,买东西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必须用购物券。他们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气和希望,还依仗着当地一些非犹太居民的帮助。

  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决计大规模扫除犹太人。一九四二年春天,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被驱离遣送。他们后来很快死在不同的集中营,巴维尔的母亲在毒气室被谋杀。

  在那里最后的几个月,弗利德停止了绘画。巴维尔一家三口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越来越多的人被遣送。一九四二年的深秋,他们自己被遣送的通知,终于到达了。弗利德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

  她的朋友希尔德闻讯特地从汉堡赶来,为着给老朋友一点支持。她们一起装箱,又一次次拿出来,重新装过。一个人只能带五十公斤,她们无助地犹豫着,是带一个勺子,还是两个?为了耐脏,弗利德把床单染成深色。希尔德发现,弗利德是那么自然地,就又在想着可以继续她的儿童艺术教育。她染着被单说,这些也可以在孩子们演戏的时候作道具,假如染成绿色,孩子披着,就可以象征森林。弗利德还在盘算,是不是给孩子们带了足够的纸和笔。

  “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细节,”希尔德说,“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

  巴维尔和弗利德经过中转站,在那里,他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走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抵达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五四八,巴维尔是五四九。同时抵达的共有六百五十名犹太人,在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中间只有五十二人幸存。

  特莱西恩施塔特原名特莱津,是十八世纪的一个城堡,后来成为六千人口的一个捷克小镇。一九四二年,纳粹把全部居民强行迁出,命令迁入六万五千名犹太人,建立了旨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居住区。这里其实是个中转站,有十四万犹太人通过这里被转送其他集中营,有八万八千名被送往死亡营,其中多数,被送往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集中居住区,男人、女人和孩子是分别集体居住的。在这里住过的犹太人中,有一万五千名儿童。类似学校的教育课程是被禁止的。可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以文化闲暇活动的名义,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正规的教育。弗利德住进了L410楼,那是一栋女孩子的宿舍。此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女孩汉娜,在二○○○年才被发掘出她的人生故事,她就是住在这栋楼里,也是弗利德的学生。弗利德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用过的旧纸。

  弗利德爱孩子,也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切入心理学,因此,面对这些被囚禁的孩子,失去父母的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她的课堂上,他们的父亲,当着这些孩子的面,被纳粹枪毙了。他们完全是吓呆了的样子,相互紧紧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中间。一开始,看到他们,弗利德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可她回转来的时候,孩子们还是看到她眼中满含着泪水,并且止不住地流下来。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弗利德像一个教师那样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接着,她拿来纸和颜料,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

  所有来到这里的孩子,都有过自己非常的经历。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人类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望和想像力,浇灌这样的种子,让它开花结果,是最自然和重要的事情。因此,她的儿童艺术教育,是在引导孩子们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像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像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房子顶楼的窗口,让他们体验蓝天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在写出弗利德之前,我在各种不同的书里,读到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区教孩子画画的故事。直到我读到弗利德完整的人生篇章,我才第一次,对她进入集中营这一时段,不再感到吃惊。对于弗利德来说,这是最顺理成章最自然的事情。她热爱孩子,也热爱艺术,探究艺术怎样被引发和生长,怎样表现和丰富人的内心,怎样从心理上疏导释放和打破对自由思维的囚禁,那是她一生在迷恋地做着的事情。是的,这里的孩子需要她,而她也需要这些孩子。是他们使得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灵不走向枯竭。

  她依然在创造着,在思索着,她也在坚持画画,与其他所有集中营画家的显著区别,是他们都在用画笔记录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唯有她,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她在记录和研究儿童艺术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在探讨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的世界。她问道:“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她还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在地下室里,她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画展。还组织他们排演了儿童剧。最恶劣的现实条件下,她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同时,也让这些孩子通过她指导的艺术活动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的时候,精神还是健康和自由的。

  那远非是我以前想像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爱心,这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那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哲学大师们,一代代交接着的、精神和思想传递的一环。在这里,一次世界大战无法扼杀的维也纳的艺术学校在继续,被希特勒关闭的包豪斯在继续。弗利德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建造武器去与邪恶拼杀;他们在构筑一个有着宁静幻想的、健康心灵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的境界。面对强势,他们能够说:有一些能力,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囚徒头上,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就在这个小镇,三年里有三万三千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其中包括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一九四四年九月,巴维尔和其他共五千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二十八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四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的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的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的九天之后,一千五百五十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维辛。第二天一早,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四十六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Willy Groag,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将近四千五百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一万五千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

  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这四千五百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Willy Groag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附记:

  将近四千五百张由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的绘画作品,现在被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

  弗利德的丈夫巴维尔,因弗利德鼓励他学会的木工手艺而躲过一劫,从集中营幸存下来。巴维尔后来再婚。弗利德在进入特莱西恩施塔特之前的画作,在巴维尔一九七一年去世后,由他的孩子们保存。

  弗利德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的部分作品,成为美国洛杉矶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收藏。(本文主要资料来源:Friedl Dicker-Brandeis,Vienna 1898-Auschwitz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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